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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历史肌理 再现晚明变局

2024/11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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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孙卫国(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 明清史专家樊树志,以三十多年的学术积淀,在耄耋之年推出五卷本《重写晚明史》。这是今年史学界与出版界关注的重要成果。读罢全书,感触良多。

深入历史肌理 再现晚明变局

 《重写晚明史》 樊树志著 中华书局

 持续二十年的学术研究

 樊树志早年以研究明清经济史,尤其是江南市镇研究而闻名,出版了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(1988年)与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(1990年)等影响深远的著作。因缘际会,20世纪90年代初,他受邀撰写万历帝传与崇祯帝传,先后出版了《万历传》《崇祯传》,这两部书于他而言,意义重大。诚如他所说:“对万历和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,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,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,从此开启了持续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。”

 在晚明史研究领域,樊树志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。2003年的两卷本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广受好评;此后他以叙事的手法、通俗的语言,相继出版了《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》(中华书局,2007年)和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(中华书局,2008年),再获肯定。及至2015年8月,40万字的《晚明大变局》问世,一年之内重印七次,成为当年的畅销书。这一系列的前期准备,为他“重写”晚明史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103万字两卷本《晚明史》的基础上,经过数年研究,借助电子数据库,他采用叙事的手法,进一步完善体系、细化情节、深化分析,于是就有了这套五卷本、篇幅达234万字的《重写晚明史》。

 尽管樊树志自谦地说:“所谓‘重写’是指对于自己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的重写,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实际上,这套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本意。一方面,学术界对于晚明史的认识还不充分,尽管有数部《南明史》,但关注并倾心研究晚明史的专家并不多。在《重写晚明史》中,樊树志自然关注到了晚明的危机,但同时更关注到了转机,故而提出“晚明大变局”的说法,正如在第一册“引言”中所说:“提出晚明的大变局,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,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,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,这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,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,都有莫大的好处。”这是作者经世致用的意图,也是重写晚明史的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。另一方面,本书在全球史视野之下,重回政治史导向的“大历史”,揭示了晚明大变局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,借助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,加上叙事史学的特色,全方位地呈现出晚明历史的大变局。

 再现晚明变局

 《重写晚明史》全书五册,每册以一个关键词作为副标题,呈现各册内容的不同特色。第一册以“晚明大变局”为关键词,提纲挈领,统领全书,奠定叙述基调。随后四册,分别以晚明政治历史大变局为叙述对象,按照时间先后,以张居正改革、万历亲政、万历三大征、明末三案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线索,清晰呈现了从万历初政到崇祯末世曲折变迁的历史轨迹。作者的写作意旨也在这些叙述中铺展开来:一个王朝的兴盛,不能“仅仅有经济文化的繁荣,而没有震慑朝廷内外党同伐异的雷霆手段,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非凡能力”。

 何谓“大历史”,如黄仁宇所言:“所谓‘大历史’观,必须有国际性……大历史的观点,亦即是从‘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’。”(《万历十五年》,中华书局)在《重写晚明史》中,作者的这段话可以概括本书的主旨:“晚明……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变局,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、新因素和新突破。一言以蔽之,晚明时代中国的近代已初露端倪。”

 书名揭示了晚明四个大变局:第一个是从以朝贡体制为原则的天下体系,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变局。晚明所面临的世界体系,已不是明初那种以明朝为天下独尊的朝贡体系世界,而变成了一个融东西于一体的全球化世界体系。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大变局。随着白银货币在世界上的流通,世界贸易体系形成,中国以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棉布等为商品,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,而江南市镇通过早期在丝织业、棉纺业的成功,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富庶之地,形成了经济上的大变局。第三个是思想文化上的大变局。一方面明朝内部儒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以陈献章、王阳明、李贽等为代表,对正统的程朱理学提出挑战,倡导心学,形成了思想上的多元化。另一方面,随着大批耶稣会士的东来,不仅带来了天主教,更传入了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,这是思想文化上的大变局。第四个则是士人群体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舆论的大变局。晚明士绅集团主宰着社会舆论,形成了新的士绅阶层。全方位的大变局,成为晚明政局变动的社会、思想与文化基础。

 在晚明的历史叙述中,征引宏富,既体现作者严谨的学风,更反映他对于世界学术潮流的掌握。如讨论经济全球化浪潮之时,书中将布罗代尔、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等人的学说进行对比,指出弗兰克在《白银资本》中,对布罗代尔、沃勒斯坦提出的“西方中心论”加以批判。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,早就形成了以白银为纽带、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参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,而“中国凭借着在丝绸、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,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”。这些征引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,既有历史的深度,更有学术的广度。

 新叙事体史书

 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,这套书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,就是采取叙事手法,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统于叙事之中,既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,也清晰地呈现了晚明大变局历史中的人、事、言,给人回到历史现场之感。

 诚如学者李剑鸣所说:“叙事的基本路径正是依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过程,于是它也可以发挥阐释因果关系的功能”,这样“叙事就成了一种历史解释的方式”,“高明的史家便巧妙地将时间和专题两者结合起来,构筑一种符合历史特性的叙事方式。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:从每个时段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问题,集中加以讨论;在整个研究框架中,各个时期前后相续,各个时期的核心问题彼此联系和衔接,构成一条明显的时间之流中的变动主线。”(《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》,上海三联书店)这段对于叙事史学的论定,几乎可以说是为《重写晚明史》一书的“量身定说”。

 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图文并茂。在关键性叙述中,配以图画,增加了叙述的直观感受。即以第一册第三章《江南市镇》为例,开篇就以仇英《南都繁会图册》展示了晚明江南市镇的繁华,并附说明:“白银的大量使用,使得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华。”该章还附了《养蚕图》《耕耘图》《丝绸纺纬图》《花机图》等大量图片,使一本学术性极强的专著更具通俗性、可读性。

 最后,借用一言形容《重写晚明史》:“它引人注目,发人深省,却也带有一点神秘的温和气息。”此话甚是贴切。

[责编:贺能忠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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